茨韋塔耶夫沒容他說完，就開始反駁。保爾聽了大約十分鐘，已經了解了團委對菲金事件的態度。快要進行表決的時候，他要求發言。茨韋塔耶夫勉強同意了。

　　“同志們，我想就菲金事件跟你們談談我的意見。”

　　出乎他自己的意料，保爾的聲音竟是那樣嚴厲。

　　“菲金事件僅僅是一個信號，主要的問題并不在他身上。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數字。”保爾從口袋里掏出一個記事本。

　　“這些數字是考勤員給我的。請你們注意聽一聽：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團員每天上班遲到五分鐘到十五分鐘。這已經成了常規。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團員每月照例曠工一天到兩天，但是團外青年曠工的卻只有百分之十四。數字比鞭子還要厲害。我順便還記了另外一些數字：黨員每月曠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，遲到的也是百分之四。非黨的成年工人每月曠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，遲到的占百分之十三。損壞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，其中剛參加工作的是百分之七。從這里可以看出，咱們團員干活遠遠不如黨員和成年工人。不過情況并不是各處都一樣。鍛工車間就很好，電工車間也還可以，其他車間的情況就大同小異了。依我看，關于紀律問題，霍穆托夫同志只講了四分之一。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縮小差距，趕上先進。我不想在這里高談闊論，講空話，我們必須毫不留情地向不負責任和不守紀律的現象發起進攻。老工人說得很直率：從前我們給老板干活，給資本家干活，干得倒要好些，認真些，現在呢，成了主人，卻不像個主人的樣子。這過錯主要不在菲金或是別的什么人身上，而在咱們這些人身上，因為咱們不僅沒有同這種不良傾向進行堅決的斗爭，相反，卻常常尋找各種借口，袒護像菲金那樣的人。

　　“剛才薩莫欣和布特利亞克發言說，菲金是自己人，像大家常說的，是個‘地地道道的自己人’，因為他是積極分子，又擔負著社會工作。至于他弄壞了鉆頭嘛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誰還不弄壞點東西。況且，小伙子是自己人，而霍多羅夫工長卻是外人……雖然，從來也沒人對他進行過工作……不錯，他愛挑剔，可他已經有了三十年的工齡！我們暫且不說他的政治立場，在這件事上，他現在做得對。他這個外人愛護國家財產，而我們卻隨便糟蹋進口的貴重工具。這樣的怪現象，該怎么解釋呢？我認為，咱們現在應該打響第一炮，從這里開始，發起進攻。

　　“我建議把菲金作為懶惰成性、工作不負責任、破壞生產的人從共青團里開除出去。要把他的事情登在墻報上，同時，把上面那些數字寫在社論里，公布出去，不要怕任何議論。我們是有力量的，我們是有后盾的。共青團的基本群眾是優秀的工人。他們當中有六十個人在博亞爾卡筑路工地經受過鍛煉，那是一次最好的考驗。有他們參加和幫助，我們一定能夠消除落后現象。不過，應當永遠拋棄現在這樣的工作方法。”

　　保爾一向沉靜，不愛講話，這一席話卻說得激烈而尖銳。

　　茨韋塔耶夫初次看到保爾的本色。他意識到保爾是正確的，但是，他對保爾懷有戒心，不肯同意保爾的意見。他認為保爾的發言是針對團組織的全盤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，是在破壞他茨韋塔耶夫的威信，所以，他決定進行反擊。他指責保爾，頭一條就是偏袒孟什維克霍多羅夫。

　　激烈的辯論持續了三個小時。天已經很晚了，會議才得出結果：大家都轉而同意保爾的意見，茨韋塔耶夫被大量無情的事實所擊敗，失去了多數的支持。這時，他竟采取了壓制民主的錯誤行動，在最后表決之前，要保爾離開會場。

　　“好吧，茨韋塔耶夫同志，我就走，不過這并不能給你增添什么光彩。我還是要提醒你，如果你仍然堅持己見，明天我就把這件事提交全體大會討論。我相信，多數人是不會支持你的。茨韋塔耶夫，你錯了。霍穆托夫同志，我認為，你有責任在全體大會召開之前，把這個問題先提到黨的會議上去討論。”

　　茨韋塔耶夫氣勢洶洶地喊道：“你有什么可嚇唬人的？不用你說，我也知道該怎么辦，我們還要討論一下你的所作所為呢。要是你自己不工作，就別妨礙別人。”

　　保爾帶上門，用手擦了擦發熱的前額，穿過空無一人的辦公室，向門口走去。到了外面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他點著煙，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座小房子走去。

　　保爾到托卡列夫家的時候，正趕上他在吃晚飯。

　　“你們那兒有什么新聞？講給我們聽聽。達麗亞，給他盛碗飯來。”托卡列夫一面讓保爾坐下，一面說。

　　托卡列夫的妻子達麗亞·福米尼什娜和她的丈夫正相反，又高又胖。她把一盤黃米飯放在保爾面前，然后用白圍裙揩揩濕潤的嘴唇，溫厚地說：“吃吧，親愛的。”

　　以前，當托卡列夫在鐵路工廠工作的時候，保爾經常到他家串門，坐到很晚才走。這次回城以后，他還是第一次來看老人。

　　老鉗工用心地聽著保爾講的情況。他自己什么也沒有說，只是一邊忙著用勺吃飯，一邊嗯、嗯地答應著。吃完飯，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，又清了清喉嚨。

　　“你當然是對的。我們早就該把這件事認真地抓一抓了。

　　 歡迎使用手機、平板等移動設備訪問中考網，2025中考一路陪伴同行！>>點擊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