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九一八”事變我判斷錯了，國人罵我不抵抗，我一點不服，不認這個賬，我沒有錯。可是你要罵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，沒把日本情形看明白，那我承認。為什么呢?我當時判斷日本不能這么做，這樣做對他不利。我下的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沖突，他來挑釁，你離開他，躲開他。比如，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東北軍人的刺刀，他們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劃火柴，故意挑釁。那東北小兵脾氣大著呢，你來劃火柴，老子就捅你一刀。我就下令，絕對不許反抗，任你搗蛋，老子就是不讓他有借口，當時就是這樣的思路。如果我當時知道日本人真要這么干，我這個人敢把天戳個大窟窿，還不敢跟日本人拼命嗎?現在我也承認那時的判斷是對的，為什么呢?要不是“九一八”，他日本人不會慘敗到連海陸空都沒有了。

一、西安事變前，我跟蔣先生的沖突在于他要安內攘外，我要攘外安內。對于剿共，我跟蔣先生說，你剿不完的。因為我們沒有老百姓支持，共產黨有老百姓支持。一次，他說的話把我激怒了。他讓我用機關槍打游行的學生。我話到嘴邊了：“機關槍不打日本人，反而去打學生。”但沒說出來。他罵我是兩面人，怎么可以代表他又代表學生。我也火了，說他將成為民族罪人，袁世凱第二。苦諫不成，才有后來的兵諫，我的意思就是一句話：你這個老頭子，我要教訓教訓你!二、我太驕傲太自信了，我向周恩來許諾說服蔣先生，周恩來說，好吧。三、我最大的包袱就是東北軍，東北軍這個包袱粘在我身上。我當時跟老總統講，我不想帶軍隊，不想帶東北軍了，不干了。如果我當上京滬衛戍司令，我就不可能帶東北軍了。

回憶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，我對1936年發生的事變無悔，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，還會再做西安事變之事。

我要恢復自由，只有兩種情況。一是抗日取得勝利之時，西安的事情，我的初衷是為了讓他領導民眾抗戰。抗戰勝利，他沒有理由不再讓我出去。再說，抗戰勝利，我張學良沒放一槍一彈，而他是抗日英雄，放了我，一顯得他寬宏大量，二來不怕我爭搶抗日之功，三則我手下沒有一兵一卒，他用不著對我再加防范。二是在抗戰勝利之后，國民大會召開，全國各黨各派合作，一致公推老蔣為大總統之日，他的聲望可以在這時候達到頂點。國家統一，內亂平定，人民都安居樂業了，他再扣我沒什么意義。

有功無功，我已經毫不在意。抗戰能以勝利結束，我心足矣。惟一愿望，只是自由二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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